——对传统文化的误解（2）
认为中共专制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从而将其归罪于传统文化，这在对中共专制持批判态度的人当中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但在我看来，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历史上是有不少糟粕的东西被中共利用，但后者并不是由前者造成的。事实上，它是在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将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体制照搬到中国的结果。
1
我为什么认为中共专制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
首先，这是因为中共专制与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不是一回事。
在那些将中共专制归罪于传统文化的人看来，中共专制不过是皇权专制的翻版，而皇权专制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所以中共专制也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这个推理能成立吗？我认为不能成立。之所以不能成立，关键就在于皇权并不等于专制，而中共专制与皇权又有明显区别。
乍一看，中共专制跟皇权确有一些相似乃至相同之处，比如个人集权、等级制等等，但实际上这两种政治体制之间的区别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相似和相同。在人们批判中共时，许多人都习惯说它如何如何专制，其实按照现代政治学的标准，准确地讲，中共建立的政治体制并非专制制度，而是极权制度。专制制度与极权制度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可混为一谈。
那么专制制度与极权制度的差异究竟体现在哪？
简单的讲，在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尽管掌握了大部分权力，但并没有掌握所有权力，特别是个人生活领域的权力，因而他们对社会的管控虽然是严苛的，但并没有覆盖到社会的所有空间和群体，个人就更不用说了，人们的自由虽然不多，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在极权制度下就不一样了。极权制度意味着统治者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权力——除了处理国家大事和公共事务的权力，还包括指导个人私生活的权力，意味着统治者的权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个人，控制了人类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生活的一切领域，国家由此变成了一个吞噬整个社会的庞大政治兵营，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来达成，个人不再有任何独立空间和自由。在这种体制下，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不仅掌控着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还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价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们的私生活。
至于中共极权体制与皇权专制的具体区别，则主要又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中共极权体制之下，全国人民都必须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党却不需要听命于任何意志，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党凌驾于一切之上，在它之上再没有更高的权威，它就是不受任何制约的最高权威，党的意志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法律。而党的至高无上又具体体现为党的领袖的至高无上。而皇权讲的是什么？是君权神授。所谓君权神授，一方面固然是指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天，因而是世间最高的权力，大家都必须服从于他；但另一方面，却又明确肯定了在皇权之上还有更高的存在，那就是“天”。换句话说，即便是皇帝，也不是老子天下第一，也必须服从天意，不能为所欲为。可见，皇权对天，对神，是怀有敬畏之心的，党权则没有任何敬畏之心，神对它而言是不存在的，天虽然存在，却不具备意志的，是它要战胜、驾驭的对象。
中共极权制度不同于皇权专制的第二个特点是一党专政，即中共一个党垄断全部的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从上到下牢牢控制整个国家的各级政权。储安平先生当年曾形象地把这种情形概括为“党天下”。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
与中共的一党专政不同，皇权可以说是皇帝一个人的专政。如果说一党专政是“党天下”，那么皇帝则可以说是“家天下”。两者有何不同？简单的讲，权力的大小不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人都知道一句话：“皇权不下县”。什么是“皇权不下县”？用秦晖教授的话说，就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可见，皇权虽大，却也没有大到无远弗届的地步，而党权却是无远弗届的，几乎就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中共极权制度不同于君权制度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后者对社会的管控虽然是严苛的，但范围却是有限的。有句老话叫作“山高皇帝远”，意思就是偏远地区连皇帝也管不到。岂止如此。皇帝对百姓的经济生活、私生活可以说干涉不多，即使有管控也是松散的。而在中共的极权制度下就大不一样了。共产党最大的爱好就是管天管地管人，什么都要管，不仅要管国家大事，而且要管个人生活里的小事。所以相比较而言，生活在皇权下的人还是有一定自由的，而生活在党权下的人则基本无自由可言。
既然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专制压根就不是什么皇权的翻版，而是一种极权体制，把传统文化与皇权的关系套用来解释中共极权制度的形成能说的通吗？当然说不通。
2
我之所以否认中共专制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不仅是因为它并非皇权的翻版，更重要的还在于，传统文化与中共专制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
当然，如果我说历史上一点没有与中共专制合拍的成分，那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历史上的一些糟粕有许多与中共专制可谓不谋而合。
比如以商鞅为代表所主张的愚民。商鞅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国强”，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不仅如此，商鞅还认为，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制服自己境内的平民。所以他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商君书·弱民》）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除了愚民，还有些人主张钳制民众的言论，强调统治者一声令下，人民便须绝对服从，像机械人一般，连议论的空间也不准存在。《商君书》说:“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这种严管民间言论的主张无疑也是历史中的糟粕。
在文化思想领域，有的学说不容许有与国家法律规范相抵触的道德、思想、文化、价值和观念的存在。《商君书》说:“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那些糟粕与中共专制是合拍的，被它大量吸纳了，也滋养了它，但那些本身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相悖的。
传统文化主要包含儒、道、佛三家。其中道家和佛家是有神论，主张放弃世间的一切执著，包括对权力的执著，而中共专制则是以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以对权力的无限追求为特征的，它们彼此之间当然是对立和排斥的。
那么儒家呢？
众所周知，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仁”。什么是“仁”？孔子曰：“仁者爱人”。由此出发，儒家主张为政者应该施“仁政”。何为“仁政”？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在他看来，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仁政”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提倡“以民为本”。他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
与儒家的“仁政”背道而驰，中共专制主张的则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名言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说到底，中共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共产党的暴政，它跟儒家的“仁政”可谓水火不容。
五四以降，儒家被主流思想界误认为是鼓吹专制的，其实不然。儒家思想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其反专制反独裁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早期儒家将社会的价值规范和政治理想称为“道”，将君主代表的权力称之为“势”，认为“道尊于势”，前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孟子云，天下有达尊三，爵（权位）、牙齿（辈分）、德（道德规范）。权位之爵为“人爵”，道德规范乃“天爵”，“天爵”高于“人爵”。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君权神授”的目地不仅是以天之神圣赋予皇权之神圣，所谓“天子受命于天”，同时也是以高高在上的天对皇权的一种约束，使其不敢为所欲为。
与“道尊于势”和“君权神授”相反，中共专制的逻辑则是党权至高无上，党的领袖说的话就是真理，他们不受任何制约，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他们。
主流思想界对儒家的另一个误读是人为儒家提倡愚忠，其实也不然。孔子在说“君君臣臣”的时候，强调的实则是君臣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说明君与臣是对待的、互为条件的。在孔子那里，臣对君的“忠”是有条件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这样，就把君臣关系统摄于更高的“道”这么一个价值理想上。“道”成为君臣关系存在的前提，丧失了这个前提，臣的一方完全可以终止君臣关系——臣是有主动权的。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样的原则贯彻到底就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孔孟的君臣之道显然与愚忠毫不相干。
与儒家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和主张不同，中共专制鼓吹的是“驯服工具论”，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中共十八大后提出“核心意识”，强调不得“妄议”，则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新“驯服工具论”。
可见，儒家与中共专制也是对立和排斥。
试想，既然以儒道释为主的传统文化与中共专制在根本上是对立和排斥的，后者可能从前者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吗？当然不可能。
3
既然中共专制不是也不可能是传统文化造成的，那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我认为是由中共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造成的。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追求的是建立人间天堂。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正是这种客观规律决定了，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迈入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不仅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实现了人人平等，而且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道德水准极大提高，劳动成了人的第一需要，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社会乃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也就是人间天堂。
既然如此，那么揭示了共产主义必将到来的历史规律，肩负着实现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是不是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历史规律、绝对真理和至善至美的化身？当然是的！既然共产党人是历史规律、绝对真理和至善的化身，那么他们的意志是不是就成了人类社会的最高意志，他们是不是就有资格有能力也应该统管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而且有理由无所顾忌的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一切，而其他人则都应该无条件的听从他们的旨意，服从他们的命令？当然也是的！!而当一个政党自居为历史规律、绝对真理和至善至美的化身时，他们就自觉不自觉的打开了通向极权主义的大门。
其次，更可怕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暴力论”和“专政论”的狂热鼓吹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要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认为暴力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手段，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暴力也好，专政也好，都意味着强制，一种不受限制的强制。讲白了，也就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而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不受限制的强制，不正是极权主义大厦的重要基石吗？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未来在建立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使用过“计划经济”这个词，但在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计划调节下进行的。列宁在继承马恩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这个概念，认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必须“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然而，正如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一旦代替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其结果必然导致极权主义。这是因为，如果社会主义要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那就必然要建立某种机构来负责制定计划，哈耶克将其称之为中央计划局。为了贯彻计划、控制资源的流动，中央计划局就必须拥有对于经济事务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从长程的观点看，统制经济与民主程序是不能并存的。统制经济必然造成无孔不入的全面压制，因而导致现代最为严酷的政治控制——极权主义。
最后，列宁斯大林明确强调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必须实行一党专政。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在1922年俄共11大政治报告中，列宁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列宁还曾坦承说，“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斯大林继续发展了列宁强调一党专政的思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苏维埃、职工会、共青团、合作社以及其它社会组织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共产党是这个体系的“领导核心”，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按他的说法，党的指示和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它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不仅把党的领导原则写进了党章，而且还写进了苏联宪法。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声称：“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更是明确规定，共产党“是劳动群众的所有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试想，极权制度的关键是什么？不就是一党专政吗！
综上所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共产党国家的极权统治有着显而易见的血缘关系，一旦共产党夺取政权，指导他们的这套思想势必把他们引向极权主义。苏共如此，中共可能例外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4
如果说在思想层面上，中共实行的极权体制是被其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那么在现实层面，这种体制则可以说是照搬斯大林模式极权体制的直接产物。
1912年“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苏共的前身）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极权体制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极权体制则被打造的更加完备和成熟了。通常被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体制或极权主义。
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体制有什么特点？
首先是一党专政。
就具体内容而言，斯大林时代的一党专政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按照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说法：“党决定国家发展的总的前途，保证对人民创造性的活动实行科学的领导，使人民争取实现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斗争具有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和目标明确的性质”。其次，党负责选拔和任免干部。这一原则其实早在列宁时期就定下来了，斯大林更把它看作是党对政府领导的第一个表现。第三，党还履行监督和检查职能。可见，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囊括了政治决策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既包括了政治领导，也包括了组织领导，可谓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以至于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地步。
其次是个人独裁，也就是斯大林独裁。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通过阴谋手段逐步清除了党内各大反对派别，将原本分归3大巨头掌管的党、政、军大权独揽到自己一个人的手中。特别是通过1936—1938年的大清洗，斯大林更是完全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建立了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独裁。
1941年5月，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与此同时，斯大林把政治局逐步变成了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决定一切的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局。而高居于政治局之上的“太上皇”则是斯大林本人。他握有的权力是俄国任何沙皇都不具有的，不仅包括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斯大林还把全部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
第三是全方位的社会控制。
在斯大林的极权体制下，党不仅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还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价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们的私生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和国家从政治、经济到精神文化以至于人们的私生活全都是统一化和模式化的。就像苏共史权威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所总结的那样，“苏维埃国家是在一个极权主义超级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超级国家中，官僚阶层不仅领导政治、行政、国民经济、分配、文化和生活，而且领导苏维埃人从摇篮到棺材的每一个行动。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最严格的方式规定出自己的臣民的道德、感情、爱好与思想的国家。”
第四是警察国家恐怖政治。
在斯大林时代，除了掌握最高权力的斯大林，权力最大的就是秘密警察。他们被赋予了凌驾于党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公民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非法劳教和判刑。如果说在列宁生前，秘密警察还仅仅只是被用来针对普通民众的，那么到了斯大林时代，它的作用则被无限度地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党和政府的最高层。在秘密警察无所不在的阴影笼罩下，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由于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老大哥”地位，中共当政后所建立的整套社会制度，可以说完全照搬了斯大林模式，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换句话说，一党独尊、一党专政、政教合一、个人独裁、全方位的社会控制等等，都不是中共自己发明的，而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共专制与皇权的明显区别还是传统文化与中共专制的根本对立，也无论是这种专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与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关系，都充分说明了一点：这种专制并不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将其归罪于传统文化不但在逻辑上讲不通，也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将中共专制归罪于传统文化，不但开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责，也歪曲了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不可避免的会把人们的思想引入误区。这也正是笔者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对这种误解加以澄清的原因所在。
(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5/13/n112551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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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认为中共专制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
首先，这是因为中共专制与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不是一回事。
在那些将中共专制归罪于传统文化的人看来，中共专制不过是皇权专制的翻版，而皇权专制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所以中共专制也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这个推理能成立吗？我认为不能成立。之所以不能成立，关键就在于皇权并不等于专制，而中共专制与皇权又有明显区别。
乍一看，中共专制跟皇权确有一些相似乃至相同之处，比如个人集权、等级制等等，但实际上这两种政治体制之间的区别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相似和相同。在人们批判中共时，许多人都习惯说它如何如何专制，其实按照现代政治学的标准，准确地讲，中共建立的政治体制并非专制制度，而是极权制度。专制制度与极权制度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可混为一谈。
那么专制制度与极权制度的差异究竟体现在哪？
简单的讲，在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尽管掌握了大部分权力，但并没有掌握所有权力，特别是个人生活领域的权力，因而他们对社会的管控虽然是严苛的，但并没有覆盖到社会的所有空间和群体，个人就更不用说了，人们的自由虽然不多，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在极权制度下就不一样了。极权制度意味着统治者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权力——除了处理国家大事和公共事务的权力，还包括指导个人私生活的权力，意味着统治者的权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个人，控制了人类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生活的一切领域，国家由此变成了一个吞噬整个社会的庞大政治兵营，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来达成，个人不再有任何独立空间和自由。在这种体制下，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不仅掌控着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还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价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们的私生活。
至于中共极权体制与皇权专制的具体区别，则主要又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中共极权体制之下，全国人民都必须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党却不需要听命于任何意志，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党凌驾于一切之上，在它之上再没有更高的权威，它就是不受任何制约的最高权威，党的意志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法律。而党的至高无上又具体体现为党的领袖的至高无上。而皇权讲的是什么？是君权神授。所谓君权神授，一方面固然是指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天，因而是世间最高的权力，大家都必须服从于他；但另一方面，却又明确肯定了在皇权之上还有更高的存在，那就是“天”。换句话说，即便是皇帝，也不是老子天下第一，也必须服从天意，不能为所欲为。可见，皇权对天，对神，是怀有敬畏之心的，党权则没有任何敬畏之心，神对它而言是不存在的，天虽然存在，却不具备意志的，是它要战胜、驾驭的对象。
中共极权制度不同于皇权专制的第二个特点是一党专政，即中共一个党垄断全部的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从上到下牢牢控制整个国家的各级政权。储安平先生当年曾形象地把这种情形概括为“党天下”。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
与中共的一党专政不同，皇权可以说是皇帝一个人的专政。如果说一党专政是“党天下”，那么皇帝则可以说是“家天下”。两者有何不同？简单的讲，权力的大小不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人都知道一句话：“皇权不下县”。什么是“皇权不下县”？用秦晖教授的话说，就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可见，皇权虽大，却也没有大到无远弗届的地步，而党权却是无远弗届的，几乎就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中共极权制度不同于君权制度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后者对社会的管控虽然是严苛的，但范围却是有限的。有句老话叫作“山高皇帝远”，意思就是偏远地区连皇帝也管不到。岂止如此。皇帝对百姓的经济生活、私生活可以说干涉不多，即使有管控也是松散的。而在中共的极权制度下就大不一样了。共产党最大的爱好就是管天管地管人，什么都要管，不仅要管国家大事，而且要管个人生活里的小事。所以相比较而言，生活在皇权下的人还是有一定自由的，而生活在党权下的人则基本无自由可言。
既然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专制压根就不是什么皇权的翻版，而是一种极权体制，把传统文化与皇权的关系套用来解释中共极权制度的形成能说的通吗？当然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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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否认中共专制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不仅是因为它并非皇权的翻版，更重要的还在于，传统文化与中共专制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
当然，如果我说历史上一点没有与中共专制合拍的成分，那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历史上的一些糟粕有许多与中共专制可谓不谋而合。
比如以商鞅为代表所主张的愚民。商鞅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国强”，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不仅如此，商鞅还认为，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制服自己境内的平民。所以他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商君书·弱民》）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除了愚民，还有些人主张钳制民众的言论，强调统治者一声令下，人民便须绝对服从，像机械人一般，连议论的空间也不准存在。《商君书》说:“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这种严管民间言论的主张无疑也是历史中的糟粕。
在文化思想领域，有的学说不容许有与国家法律规范相抵触的道德、思想、文化、价值和观念的存在。《商君书》说:“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那些糟粕与中共专制是合拍的，被它大量吸纳了，也滋养了它，但那些本身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相悖的。
传统文化主要包含儒、道、佛三家。其中道家和佛家是有神论，主张放弃世间的一切执著，包括对权力的执著，而中共专制则是以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以对权力的无限追求为特征的，它们彼此之间当然是对立和排斥的。
那么儒家呢？
众所周知，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仁”。什么是“仁”？孔子曰：“仁者爱人”。由此出发，儒家主张为政者应该施“仁政”。何为“仁政”？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在他看来，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仁政”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提倡“以民为本”。他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
与儒家的“仁政”背道而驰，中共专制主张的则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名言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说到底，中共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共产党的暴政，它跟儒家的“仁政”可谓水火不容。
五四以降，儒家被主流思想界误认为是鼓吹专制的，其实不然。儒家思想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其反专制反独裁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早期儒家将社会的价值规范和政治理想称为“道”，将君主代表的权力称之为“势”，认为“道尊于势”，前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孟子云，天下有达尊三，爵（权位）、牙齿（辈分）、德（道德规范）。权位之爵为“人爵”，道德规范乃“天爵”，“天爵”高于“人爵”。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君权神授”的目地不仅是以天之神圣赋予皇权之神圣，所谓“天子受命于天”，同时也是以高高在上的天对皇权的一种约束，使其不敢为所欲为。
与“道尊于势”和“君权神授”相反，中共专制的逻辑则是党权至高无上，党的领袖说的话就是真理，他们不受任何制约，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他们。
主流思想界对儒家的另一个误读是人为儒家提倡愚忠，其实也不然。孔子在说“君君臣臣”的时候，强调的实则是君臣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说明君与臣是对待的、互为条件的。在孔子那里，臣对君的“忠”是有条件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这样，就把君臣关系统摄于更高的“道”这么一个价值理想上。“道”成为君臣关系存在的前提，丧失了这个前提，臣的一方完全可以终止君臣关系——臣是有主动权的。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样的原则贯彻到底就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孔孟的君臣之道显然与愚忠毫不相干。
与儒家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和主张不同，中共专制鼓吹的是“驯服工具论”，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中共十八大后提出“核心意识”，强调不得“妄议”，则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新“驯服工具论”。
可见，儒家与中共专制也是对立和排斥。
试想，既然以儒道释为主的传统文化与中共专制在根本上是对立和排斥的，后者可能从前者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吗？当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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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共专制不是也不可能是传统文化造成的，那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我认为是由中共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造成的。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追求的是建立人间天堂。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正是这种客观规律决定了，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迈入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不仅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实现了人人平等，而且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道德水准极大提高，劳动成了人的第一需要，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社会乃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也就是人间天堂。
既然如此，那么揭示了共产主义必将到来的历史规律，肩负着实现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是不是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历史规律、绝对真理和至善至美的化身？当然是的！既然共产党人是历史规律、绝对真理和至善的化身，那么他们的意志是不是就成了人类社会的最高意志，他们是不是就有资格有能力也应该统管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而且有理由无所顾忌的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一切，而其他人则都应该无条件的听从他们的旨意，服从他们的命令？当然也是的！!而当一个政党自居为历史规律、绝对真理和至善至美的化身时，他们就自觉不自觉的打开了通向极权主义的大门。
其次，更可怕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暴力论”和“专政论”的狂热鼓吹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要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认为暴力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手段，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暴力也好，专政也好，都意味着强制，一种不受限制的强制。讲白了，也就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而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不受限制的强制，不正是极权主义大厦的重要基石吗？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未来在建立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使用过“计划经济”这个词，但在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计划调节下进行的。列宁在继承马恩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这个概念，认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必须“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然而，正如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一旦代替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其结果必然导致极权主义。这是因为，如果社会主义要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那就必然要建立某种机构来负责制定计划，哈耶克将其称之为中央计划局。为了贯彻计划、控制资源的流动，中央计划局就必须拥有对于经济事务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从长程的观点看，统制经济与民主程序是不能并存的。统制经济必然造成无孔不入的全面压制，因而导致现代最为严酷的政治控制——极权主义。
最后，列宁斯大林明确强调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必须实行一党专政。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在1922年俄共11大政治报告中，列宁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列宁还曾坦承说，“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斯大林继续发展了列宁强调一党专政的思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苏维埃、职工会、共青团、合作社以及其它社会组织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共产党是这个体系的“领导核心”，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按他的说法，党的指示和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它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不仅把党的领导原则写进了党章，而且还写进了苏联宪法。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声称：“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更是明确规定，共产党“是劳动群众的所有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试想，极权制度的关键是什么？不就是一党专政吗！
综上所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共产党国家的极权统治有着显而易见的血缘关系，一旦共产党夺取政权，指导他们的这套思想势必把他们引向极权主义。苏共如此，中共可能例外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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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思想层面上，中共实行的极权体制是被其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那么在现实层面，这种体制则可以说是照搬斯大林模式极权体制的直接产物。
1912年“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苏共的前身）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极权体制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极权体制则被打造的更加完备和成熟了。通常被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体制或极权主义。
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体制有什么特点？
首先是一党专政。
就具体内容而言，斯大林时代的一党专政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按照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说法：“党决定国家发展的总的前途，保证对人民创造性的活动实行科学的领导，使人民争取实现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斗争具有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和目标明确的性质”。其次，党负责选拔和任免干部。这一原则其实早在列宁时期就定下来了，斯大林更把它看作是党对政府领导的第一个表现。第三，党还履行监督和检查职能。可见，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囊括了政治决策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既包括了政治领导，也包括了组织领导，可谓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以至于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地步。
其次是个人独裁，也就是斯大林独裁。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通过阴谋手段逐步清除了党内各大反对派别，将原本分归3大巨头掌管的党、政、军大权独揽到自己一个人的手中。特别是通过1936—1938年的大清洗，斯大林更是完全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建立了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独裁。
1941年5月，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与此同时，斯大林把政治局逐步变成了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决定一切的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局。而高居于政治局之上的“太上皇”则是斯大林本人。他握有的权力是俄国任何沙皇都不具有的，不仅包括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斯大林还把全部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
第三是全方位的社会控制。
在斯大林的极权体制下，党不仅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还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价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们的私生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和国家从政治、经济到精神文化以至于人们的私生活全都是统一化和模式化的。就像苏共史权威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所总结的那样，“苏维埃国家是在一个极权主义超级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超级国家中，官僚阶层不仅领导政治、行政、国民经济、分配、文化和生活，而且领导苏维埃人从摇篮到棺材的每一个行动。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最严格的方式规定出自己的臣民的道德、感情、爱好与思想的国家。”
第四是警察国家恐怖政治。
在斯大林时代，除了掌握最高权力的斯大林，权力最大的就是秘密警察。他们被赋予了凌驾于党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公民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非法劳教和判刑。如果说在列宁生前，秘密警察还仅仅只是被用来针对普通民众的，那么到了斯大林时代，它的作用则被无限度地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党和政府的最高层。在秘密警察无所不在的阴影笼罩下，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由于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老大哥”地位，中共当政后所建立的整套社会制度，可以说完全照搬了斯大林模式，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换句话说，一党独尊、一党专政、政教合一、个人独裁、全方位的社会控制等等，都不是中共自己发明的，而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共专制与皇权的明显区别还是传统文化与中共专制的根本对立，也无论是这种专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与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关系，都充分说明了一点：这种专制并不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将其归罪于传统文化不但在逻辑上讲不通，也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将中共专制归罪于传统文化，不但开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责，也歪曲了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不可避免的会把人们的思想引入误区。这也正是笔者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对这种误解加以澄清的原因所在。
(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5/13/n1125519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