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真相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1997年11月，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从囚室被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秘，1997年系中共高层政坛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被江泽民从囚室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第二次访美

1997年7月8日，北约正式决定接纳原华约成员国。前共产党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自由社会继续向东方推进。

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开始了对美国的第二次访问。在出访前，江十分担心美国对中共的人权批评。在江上台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人权持续恶化，异见人士被大量投入监狱，民主的氛围比起“六四”以前大幅度倒退。为了平息美国的指责，江泽民耍了个花招儿，在出发的前一天，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同时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违反人权的现象”。

如果有人以此认为江泽民打算尊重人权，那就大错特错了。既然江连宪法中规定的信仰自由和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随意践踏，一个国际公约又怎么能捆住这个独裁者的手脚？江泽民在美国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直接否定了新华社的报导。他在接受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访问时说：“中共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江泽民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处处凸显他的独裁本性。当时在白宫附近的Lafayette公园有两千多名示威者抗议江泽民来访，这其中包括民主人士、西藏人、内蒙古人、台湾人、工会领导人、反童工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他们指责中共“侵害人权”。江泽民故作有风度地说：“我沉浸在美国人民的友好气氛中，但有时会有一些杂音传入耳朵里……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江泽民将抗议说成杂音，说明他从来不曾认真了解民众为什么抗议，也不在意他们说什么。江泽民也决不允许在国内出现对他的抗议，以至于他对“表达不同观点”都需要到美国来才能有“切身体会”。

他到波士顿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再次展现其独裁者的真实面目。当一位《新闻周刊》的记者问江泽民对于演讲大厅外的抗议之声做何反应时，江泽民说：“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然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除了霸道独裁，江泽民没有一丝关心百姓呼声的诚意。

与江泽民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大概是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在北大的回答了。当时一个学生问克林顿：“江泽民主席作为客人访问哈佛大学时，竟然遭遇示威抗议，今天您在这里做客，如果也允许向您示威抗议，您会做何感想呢？”克林顿回答说：“我会与示威者见面，听取意见，实际上我常常遭到人民的抗议。”

克林顿不用作戏，在这简单的一句一答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民众与最高权力者在专制体制和自由社会下所体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心态和思维。

人质外交

江泽民回国后，做了一个讨好克林顿的举动——释放民主人士魏京生。

魏京生出身于高干家庭，当年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了批评邓小平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警告邓会成为一个独裁者，结果被捕入狱，1979年被控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魏京生先在死牢里待了八个月，后来又被单独囚禁了近五年。他在条件艰苦的唐山监狱和青海劳改农场接受狱卒和其他犯人的折磨，直到1993年被第一次释放。

199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先生访华，在与中共谈判之前，主动约见了魏京生先生，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

北京在1993年提前释放魏京生本来是为了争取申办2000年奥运会，塑造一个民主开明的国际形象。如今夏塔克约见魏京生，让江泽民妒忌心骤起，江大发雷霆，很快将魏第二次逮捕，并处以14年重刑。北京申奥最后因为北韩反目而以一票之差功亏一篑。

美国知道魏的遭遇与那次会见有关，因此对魏怀有歉意和道义上的责任，在随后与北京打交道时，美方屡屡要求释放魏京生。1997年的这次克江会谈更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

1997年11月，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从囚室被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但不管怎样，外国人多少上了些当，以为江是个开明的人。自此以后，江泽民对无耻绑架中国人的“人质外交”更加乐此不疲。1998年，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即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流放到美国。

但在江泽民的监狱里，政治犯的数量并没有因为释放了一些著名人物而减少。恰恰相反，人数不断上升，美国提交给中共的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越来越长。每到中共在国际上谋求某种利益时，就会释放几个中国人以示开明，但随即就会抓起更多的中国人作为和西方社会谈判的筹码。

这种热衷于把自己人抓起来当人质要挟其他国家的做法，江泽民算是中共第一个。不许中国百姓有言论自由，对敢言的中国人实施流放海外的迫害，中共不仅不反省自躬、引以为耻，反而以此来标榜中共治下的人权，显示独裁者的“开明”，欺骗取悦自由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怪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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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授意打倒的“胡风分子”阿垅

1955年5月28日，阿垅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三重身份，被逮捕入狱。

1965年2月，被监禁10年之后，阿垅被押上天津市中级法院“受审”。他一直没有在“原则问题”上“低头认罪”，一直被审讯者认为“态度极端恶劣”。之所以不“低头认罪”，是因为阿垅一直认为：他一辈子追随共产党，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反革命，从没想过胡风是反革命。

阿垅“接受”审判结果

据一个名叫林希（原名侯红鹅）的人回忆，对阿垅宣判那天，法官宣布开庭后，阿垅被带进法庭，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曾经和善的笑容不见了，皱纹已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

林希是作为证人被带到法庭上的。1955年，林希只是一个19岁的文学青年，因曾向阿垅请教过如何写作，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当阿垅看到林希这样的青年人也卷入到他的案子中时，决定不再争辩。

法庭上，经过与林希简短对质后，法官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判决书。判决书历数阿垅的“反革命罪行”后，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

法官向阿垅说：“如对判决不服，可于×日内提出上诉。”当时，整个法庭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等等阿垅的公开表态，等待阿垅最后的申辩。

“我放弃上诉，”阿垅的声音很镇定，“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

阿垅“不承认”审判结果

1965年6月23日，审判结束4个月后，阿垅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谈了他最后的想法。信中写道：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

“现在，我坦率的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一九）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1967年3月15日，60岁的阿垅因患骨髓炎病死狱中。

阿垅与胡风的关系

阿垅，又名陈亦门，浙江杭州人，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七月诗派”骨干成员之一，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包括新诗、旧体诗、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

1907年2月，阿垅出生于杭州一个市民家庭，曾就读上海工业大学专科大学，为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上海淞沪抗战。

阿垅的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等，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阿垅的报告文学《南京血祭》，曾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一等奖。书中，以纪实的笔触，记述了国民党官员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壮举，也描写了陷于战事的市民形形色色的艰辛、绝望与挣扎。

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阿垅，俩人一见如故，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在胡风介绍下，阿垅去见了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让他在学习之后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

阿垅给中共送了大量情报

1939年，阿垅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阿垅奉中共之命，到重庆“潜伏”。经黄埔军校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后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到重庆后，阿垅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

参与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王增铎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讲，1942年，阿垅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中共地下党。

1947年，阿垅从旧同事那里，获知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连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风，胡风将情报转给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廖梦醒。

当年5月，沂蒙山区的孟良固战役中，国民党74师全军覆没。在抗日战争中参与过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等诸多重要战役、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军长张灵甫战死。

1948年夏，阿垅化名进入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只要有机会，就通过胡风等继续向中共地下党提供情报。

阿垅五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告诉中共地下党员郑瑛。

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熟人转交中共地下党。

1948年冬，阿垅通过方然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阿垅为什么被打倒？

上述事实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调查初期就已查明，证人证言全都有，但是，阿垅还是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

为什么？只因为他是毛泽东亲自授意必须打倒的对象。

1946年7月15日，阿垅曾以隐语写信给胡风：“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1955年6月8日，毛泽东得到这封信后，致信中宣部长陆定一：“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两天后，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指出：阿垅在致胡风的一封信里，对蒋介石在1946年7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据此，毛泽东写道：“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此作过详细解释：当时是国共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我。为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

但是，因为毛泽东要找借口整胡风等，无论胡风怎么解释也没用，阿垅的恶运因此注定。

阿垅冤案被平反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共建政后制造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文字狱。

胡风是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1950年代，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受到严厉批判。毛泽东为整肃以胡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利用胡风写给别人的信和别人写给胡风的信等，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将胡风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全国共清查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

死不认罪的阿垅，就是骨干之一。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并发出通知称：“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证明胡风有“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

1980年阿垅被平反。此时距离阿垅被冤死已经13年。

结语

1949年前，中共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承诺，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当年，阿垅之所以相信中共、投奔中共、替中共卖命，是因为相信了中共的宣传。

但是，中共建政后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整人的政治运动表明，中共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承诺一钱不值。中共的专制、独裁超越了古今中外。

阿垅替中共卖命被中共整死的教训，值得今天仍在替中共卖命的人深思。

大纪元首发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2/21/n1359254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