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传出中共教育部和中宣部共同编撰的最新中学历史教材当中,删去了十年文革的相关章节,并且把有关文革的内容篇幅缩短,而且在题目中也隐去了〝文化大革命〞 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批评。时政评论人士横河认为:中共培养的学生最响应文革,其责任是毛和中共。
今天(2016年06月03日)是5‧16。中国人苦难深重的一个日子,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人生的日子。
50年前的1966年5月16日,是中共毛XX罪恶滔天的出场亮相日,也是中国老百姓苦难深重的开幕日。这一天,中国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
“你搜集这些普通死者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几年以来,问过我这个问题的不多几个人中,有文科大学教授,也有一般的文革参与者。问这个问题的人,是在某种程度或者某个方面赞赏文革的。我还没有正面地详细地答复过这个问题,因为一则没有机会,二则觉得我所写的一篇篇文革受难者列传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三则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身是需要质疑的。也就是说,我会反问:为什么普通人死者的故事会没有什么意义?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他说明了运动的重点目标,但有意缩小了打击范围,实际“整倒”的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几百万。
目标是百姓不是走资派
中国大陆文革之风再盛行,对不同意见者、不同信仰者、拆迁户、上访人士任意抄家、打骂、绑架、游街,滥用暴力的情况十分普遍,个人意志高于法律,用政治手段任意定罪,甚至采用诬陷、栽赃手法搞文革式的大批判等等现象司空见惯。
中国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脑海里最深刻的印象是任意抄家,批斗,打砸抢,滥施酷刑;控制舆论工具,大批判开路,挑动群众斗群众;目无法治,个人凌驾于国家之上,法律之上,先定性,后取证(其实是编造证据)。无限上纲,搞得人人自危。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各种运动不断,造就出一些狂热的跟随者,有些人在运动中红极一时,被利用来整人,打人,甚至杀人,运动中及后又被共产党本身送进监狱。从“文革”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命运可见一斑。
据大洋网报导,北大校“文革”主任, 号称乱世狂女的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聂元梓曾授意手下写报告给康生,将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说成叛徒,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文章。
──“文革”中的童年(之6)
林彪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话固然是拍马屁,但也道出了一定的实情。比如,毛泽东一句“农业学大寨”,全国就开展起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地不分东西南北,各地盲目照搬大寨模式;毛泽东就古典小说《水浒》发表了几句看法,全国就立即掀起了一个“评《水浒》”的高潮,“投降派”宋江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毛泽东提出“深挖洞”的口号,全国上下就出现了一个“深挖洞”的热潮。说起“深挖洞”,那可能是我童年时所经历过的最荒唐的事情之一了。
上世纪60年代“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某些人利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不得不翻,而又难于面对的一页。
文革是否涉及“宫廷内幕”,我这平头百姓当然无从得知,我能亲眼观察到的,只有我身边的人们。
那个时候,人人身上都贴著标签,如标签是红色的,那么你可以整天高唱革命歌曲,生龙活虎地去揪斗一切牛鬼蛇神:如果你的标签是其他什么颜色,白色,或者黑色,那么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受众人的孤立鄙视唾骂不说,整天要缩著脑袋过日子,以免脑壳伸到外面叫人砸碎了。
不少文革往事有涉及红卫兵的背景、动机、暴行追忆等。就我所见,作者大都是红卫兵、被红卫兵排挤的同学,以及他们同龄的旁观者。作家郑义作为1966年清华附中在校高年级学生,谈到了红卫兵产生的一些历史背景)。
但是他只有一个学生因出身不好受排挤的感受,这种局限使他对所谓红卫兵“杀向社会,扫荡污泥浊水”阶段着墨不多﹔而且也只看到此辈“缺德少才,想出人头地又没有本钱”,只好用血统出身标榜自己,搞点子甚麼红卫兵。事实上“缺德少才,缺乏本钱”是中国党、政、军几十年所谓土八路和洋学生,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矛盾的根本原因,这里面根本没有甚麼世界观的差异、改造得好与没有改造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