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文革往事有涉及红卫兵的背景、动机、暴行追忆等。就我所见,作者大都是红卫兵、被红卫兵排挤的同学,以及他们同龄的旁观者。作家郑义作为1966年清华附中在校高年级学生,谈到了红卫兵产生的一些历史背景)。
但是他只有一个学生因出身不好受排挤的感受,这种局限使他对所谓红卫兵“杀向社会,扫荡污泥浊水”阶段着墨不多﹔而且也只看到此辈“缺德少才,想出人头地又没有本钱”,只好用血统出身标榜自己,搞点子甚麼红卫兵。事实上“缺德少才,缺乏本钱”是中国党、政、军几十年所谓土八路和洋学生,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矛盾的根本原因,这里面根本没有甚麼世界观的差异、改造得好与没有改造好的问题。
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而最不幸的人要属我的大姑。
大姑十七岁嫁人,夫君是个国军军人,新婚后即随军上了抗日战场,不久即殉国。大姑誓言不再嫁,从此孑然一身。
1952年,大伯在天津开了家工厂,全家就都从河南老家投奔他。孤寡的大姑成了这个大家庭的当然的管家。
一、文革未被报告的一面︰题目和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尊重教师以及对教育体制的敬畏的传统。因此,1966年夏季发生的学生红卫兵攻击折磨教师的大量事件,是非同寻常的,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革命”,如果我们仅仅从对传统习惯的偏离程度的角度来定义什么是“革命”的话。事实上,这些事件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从1966年到他死去的1976年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 大屠杀背景
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四· 一九”声明的大字报后,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分裂为两大派:“联指”(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桂林联指和“4· 22”(南宁4,22,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多)。
我父死于文革(文革后的术语称为“迫害致死”),那年我十五岁。后来人 们所历数的文革之苦,大部分我都亲身尝受,因此我从文革得到了什么,肯定不 是当年的造反派、军宣队者可能仍在怀念的既得利益。我之所以写这个题目,一 是觉得不差在已有的众多控诉之上,再加一份我个人的抱怨;还有一点,是因为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
湖南道县屠杀,是文革中浓重而又典型的一笔,杀人风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零陵地区九千多人横死。这股杀人风是如何刮起的呢?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来看《血的神话》一书作者谭合成的调查。
1967年,整个中国陷入文革狂热。7月18号,中南海内组织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的大会,抄了刘少奇的家。8月7号,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8月9号,林彪提出〝现在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
中共前党魁毛泽东124周年冥诞即将来临之际,民间对毛的滔天罪恶的揭露也愈加激烈。毛泽东在文革中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也再次被翻出。
1966年5月毛泽东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起了开展〝文革〞通知,但主持〝文革〞的仍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文革在中共高层也受到刘少奇等人的消极抵制。
“我太苦了,太苦了!” 姜明(化名,男,64岁)哽咽著,双目噙著泪花。时光仿佛又把他带回到了那个硝烟四起、刻骨铭心的少年时代。当时正值文革初期。
那年春天,我刚满六岁。天气很好,中午的太阳在天上亮晃晃的,鸟儿在街道边的树上跳来跳去唱得正欢,我提着外婆交给我的菜盒子给爸爸送饭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现在叫饭盒。那是个三层搪瓷盒,蓝底红花。我喜欢那些花朵和明亮的宝蓝色,总是一边走一边仔细看。有时将挂钩弄脱,无法再挂上,就只得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染合作社当经理,离家不远,只有一条街的路程。开初是外婆带我去,后来我就争着自己去。每次到了爸爸办公室,他总是夸张地张开双臂,接过菜盒子闻一闻,放在桌上,然后在我脸上亲一下说:“好香!”然后再牵着我的小手,把我送出大门。走到街道拐角处,我总会回过头去张望,他总站在那株老黄桷树下向我挥手。